我们的祖先为了记事，曾经用结绳 作记号，后来又改为用坚硬的利器刻划 符号，然后才产生文字。考古学家在陕 西省半坡村遗址，发现新石器时代陶片上有符号刻纹，这些距今大约六千年的刻划符号，很可能是文字的刍形。

    在黄河下游，年代稍晚于半坡的一些陶器上，刻有一种象形符号：一个圆圈，下面一个月牙形，再下面是一个五峰的山形。一些研究者称之为最早的“意符文字”或“图画文字”。这些“文字”距今已经五千多年了。

象形文字起初差异很大，后来逐渐 地稳定下来，统一起来。经过许多年，变得"规范"化、"抽象"化了，或横或竖 或斜，或长或短，或连接或分离，都以直挺的线条所构成，于是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：甲骨文。

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商代。

     当时人们尊尚鬼神，遇事占卜。他们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上，涂上红色标示吉利，黑色标示凶险。这些文字都是用刀刻上去的，大字约一寸见方，小字如谷粒，或繁或简，非常精致。

    它们经过几千年的沉睡，直到清代光绪二十五年(1899)才被发现。发现地是河南省安阳城西北五里处的一个村子，那里是当年殷商(第二十代国君盘庚)的故都。由于洹水决堤，冲出许多甲骨，人们以为是龙骨，用来当药材治病。翌年，一个叫王懿荣的商人对这些甲骨发生了兴趣，他赶到河南收集了许多，带回去研究。后来，刘鄂又继续收集，达到五千多块。于是，便有一些学者将其定名为“甲骨文”。

    古文字学家对十万余片中的文字进行研究，发现骨甲文字的结构已由独体走向合体，有了形声字，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。在四千六百多个甲骨文单字中，已经辨识了一千七百多个。

    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，金文也叫钟鼎文。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，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，乐器以钟为代表，“钟鼎”是青铜器的代名词。所以，钟鼎文 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。

    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、赐命、诏书、征战、围猎、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，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。金文字体整齐遒丽，古朴厚重，和甲骨文相比，脱去板滞，变化多样，更加丰富了。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。这些文字，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，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，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(前116)。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。宋代文人欧阳修、赵明诚都善书，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。

    周宣王时铸成的《毛公鼎》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，其铭文共32行，497字，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。《毛公鼎》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，瘦劲流畅，布局不驰不急，行止得当，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。此外，《大盂鼎》铭、《散氏盘》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。

 

 □碑刻的开端

周代，除了金文以外，还有一些刻在其他材料上的书体。如诸侯和卿大夫结盟签订盟约时，在玉石板上书写文字，叫作盟书；写在木牌上叫木牍，写在竹板上叫竹简，镌刻在鼓形的石墩上叫“石鼓文”。这些文字的体式相差很大，加之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状况，所以，字体庞杂无序。

　　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全国，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。他命宰相李斯将当时的大篆、小篆、刻符、摹印、署书、殳(shū)书及隶书等八种书体，统一于秦篆。

　　秦始皇还亲率大臣到各郡县出巡，登山涉水，观览山河，所到之处，立碑刻石，以颂扬他“横扫六合，威震四海“的雄威与业绩。秦始皇多次出巡天下，凡七次刻石。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《泰山封山刻石》、《琅琊刻石》和《峄山刻石》等。

　　《峄山刻石》是秦篆(即小篆)的代表之作。字的点划均为线条，粗细一致，圆起圆收。字体端庄严谨，有实有虚，疏密得当，从容平和且劲健有力。有人评之为“画如铁石，千钧强弩”。字的结构上紧下松，垂脚拉长，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，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，规矩和谐。这种整齐化一的风格与秦朝政治理想是一致的。秦刻石在总体上从容、俨然、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相统一的。

　　殷商人的甲骨文刻辞，企图用以沟通人与神的信息，获得神秘世界的心理感应。商周人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在于祭祀神灵，记录事件或显示富有或权威。秦始皇刻石，将其立于名山之巅，则是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，作为帝王的威严、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。然而在秦刻石这一精神目的实现的过程中，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可以使书法更长久留存的形式，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。中国书法艺术的两大系统，一为碑系，一为帖系。秦刻石则是在此前石鼓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碑系开山之作。

　　《峄山刻石》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，但留下了碑文。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，现藏在西安碑林里。在李斯之后，五代徐铉、唐代李阳冰、清代邓石如，近人吴昌硕等都以篆书为长。

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，因为得罪了秦始皇，被关在监狱里。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写很麻烦，就作了改革，化繁为简，化圆为方，又创立一种新的字体。秦始皇看了很欣赏，不仅赦了他的罪，还封他为御史，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。因为程邈是个徒隶，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，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。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大附会的成分。实际上正像书法的产生一样，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，程邈所作的大概是整理工作。

    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，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，已有简化篆体，减少笔划，字形转为方扁，用笔有波势的倾向。这是隶书的萌芽。西汉时，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《老子》已有了明显的隶意。隶书成熟于东汉。汉桓帝(147—167)、汉灵帝(168—189)时代，是隶书的盛期。

    隶书的出现，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。从此，书法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，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，而完全符号化了。隶书承上启下，上承篆书，下启楷书，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。作为书法艺术，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，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。前人称篆书笔法为“玉箸”，即玉作成的筷子，横平竖直，均匀圆润。字的结体规矩严谨，较少变化。隶书则不然，它的点划分明，粗细有致，波画有蚕头燕尾，一波三折。用笔有方有圆，或方圆兼济。结体或险峻跌宕，坚挺雄健，或秀丽工整，圆静妩媚，或坚守中宫，凝重端庄，或大开大合，意气飞扬，可谓千变万化，各臻其极。这真是书法史上瑰丽的一章。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，他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写道：“书莫盛于汉，非独气体所高，亦其变制最多，皋牢百代。杜度作草，蔡邕作飞白，刘德升作行书，皆汉人也。晚季变真楷，后世莫能外。盖体制至汉，变已极矣。”

    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。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，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。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。

    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代隶书，都是凭当时刻在石碑上而保留下来的。可惜当时书丹的作者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，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铭文内容为其命名，例如：《乙瑛碑》、《史晨碑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孔宙碑》、《石门颂》、《华山碑》、《曹全碑》、《西狭颂》、《张景碑》、《张迁碑》等等。

汉代书法，除碑刻外，还有书写在木板(北方)和竹板(南方)上的汉简。简板上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、肃穆、气势恢宏，而是活泼灵动、变化多端，甚至漫不经意，富于幽默感。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，那么，汉简则如同写意。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，粗头乱服，不修边幅，甚至草率。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。

汉代以后，经过六十余年的三国鼎立，进入晋代。书法又出现了一高峰。隶书的草写，称为隶草，隶草是将隶体基本结构消解，只保留波磔，主要用于写奏章，所以也称章草。书写章草的代表书家有史游、皇象、索靖等。在章草的基础上，又出现了今草。同时，还出现了楷书和行书。可以说，到了晋代，篆、隶、草、行、楷诸体已经齐备。

    晋代书法以楷书和行书的成就最大，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，代表书家是钟繇和王羲之。钟繇(151—230)字元常，颖川长社(今河南长葛县东)人，曹魏时期，官至太傅。他擅长隶、楷、行各体，尤以楷书影响最大。宋人《宣和书谱》中评价他的书法“各尽法度，为正书(即楷书)之祖”。他的楷书承袭了东汉隶书的遗风，八分开张，左右波挑，势巧形密，自然古雅。他写的《贺捷表》颇有鸿鹄飞张姿态，被梁武帝萧衍评为“群鸿戏海，舞鹤游天”。在他的楷书中，还有隶书的笔意。其作品还有《宣示表》、《力命表》、《还示帖》等。

    王羲之(303—361，一作321—379)字逸少，琅琊临沂(今山东临沂)人，后徒居山阴(今浙江绍兴)。官至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，故世称王右军、王会稽。王羲之楷书师法钟繇，草书学张芝，亦学李斯、蔡邕等，博采众长。他的书法被誉为“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阙”，给人以静美之感，恰与钟繇书形成对比。他的书法圆转凝重，易翻为曲，用笔内厌，全然突破了隶书的笔意，创立了妍美流便的今体书风，被后代尊为“书圣”。王羲之作品的真迹已难得见，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摹本。王羲之楷、行、草、飞白等体皆能，如楷书《乐毅论》、《黄庭经》、草书《十七帖》、行书《姨母帖》、《快雪时晴帖》、《丧乱帖》等。他所书的行楷《兰亭序》最具有代表性。

    东晋永和九年(353)农历三月三日，王羲之同谢安、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契(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)时，众人饮酒赋诗，汇诗成集，羲之即兴挥毫作序，这便是有名的《兰亭序》。此帖为草稿，28行，324字。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。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，写得十分得意，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。其中有二十多个“之”字，写法各不相同。宋代米芾称之为“天下行书第一”。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《兰亭序》十分珍爱，死时将其殉葬昭陵。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。

   魏晋时期的楷书虽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，但其中仍没有完全脱尽“隶”意。隋代《龙藏寺碑》和《董美人墓志》被认为是楷体真正成熟的标志。只有唐代，才说得上是楷书的鼎盛时期。

　　唐代书法，各体皆备，名手辈出，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。除下面要详述的楷书、草书以外，还有李邕的行书，李阳冰的篆书，韩择木、蔡有邻的八分书等，唐代书法完全可以和辉煌的唐诗相媲美。唐代书法的发展除政治开明、国家昌盛以及文学艺术相互促进外，与唐朝科举、录仕都把书法作为考核科目有关，与皇帝的倡导也很有关系。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酷爱书法的皇帝，一个是南朝梁武帝萧衍，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，而且他们两个都是王羲之的崇拜者。李世民曾经派御史萧翼骗取来《兰亭序》真迹，死的时候，用它陪了葬。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得无以复加，认为已经达到了“尽善尽美”。所以，唐初的书坛自然为王羲之书风所笼罩。欧阳询(557—641)，字信本，潭州临湘(今湖南长沙)人。他是唐初一个十分重要的书家。他的书法用笔峭刻劲绝，法度森严，笔划瘦硬，结体平正而险绝，端庄严整而不呆板，所以，他的字为后来学书者所重视。当时最著名的书家还有虞世南、褚遂良、薛稷、陆柬之等。他们的字都深受王字影响，风格偏于瘦硬。

　　盛、中唐之际，书风发生了改变，代表人物是颜真卿。颜真卿(708—784)字清臣，祖籍山东，后迁至京兆万年(今陕西西安)，官至吏部尚书，为劝谕叛将李希烈而被害。颜真卿一改先前书风，开创了深厚雄健、气势磅礴的书体。他的用笔以中锋铺毫，沉稳厚重，点画刚峻丰满，如浇如铸。挫折方笔峭劲，捺画力运奋拔。字的结体左右向内抱合，劲力内充而气象开阔。颜真卿是唐代的史臣，为国损躯。后人评他的字时，以为同他的人格一样，正直忠烈，刚胜于柔，内美外溢。当然，也有人对他的字有非议，以为肥俗，不若瘦硬。其实我们只要联系当时社会的审美尚崇，就不难理解“尚肥”的美学根据和被喜爱被推崇的原因了。

　　晚唐的书家代表人物是柳公权。柳公权(778—865)字诚悬，京兆华宋(今陕西西耀县)人，是历史上不多的专业书法家。柳公权出于颜体，但避开颜字的肥壮，而变为瘦硬森挺，多方笔而斩钉截铁，中宫收紧，四维开放，使人感到既紧峭，又舒和。于是，柳公权又开了新体。唐代楷书，特别颜体和柳体，是对王羲之书体的一种突破，它的最大特点，是其中充盈的力量感，和外在形式上表现的峻峭严谨，刚劲果断。这些与书圣王羲之的美学趣味迥然不同。唐楷当之无愧地树立了一种楷书的范式和法度，后世凡写楷书时都自觉地去遵从它，几乎没有多少外。

 

 狂草的成就，是唐代书法高峰的另一方面的表现。代表人物是张旭和怀素。

　　张旭字伯高，唐开元天宝年间(713—756)吴郡(今江苏苏州)人，官至今吾长史，故世人又称张长史。张旭平生嗜酒，性情放达不羁，往往酒醉后一边呼叫一边狂走，乘兴而挥毫。画史上记载，他曾经用头发濡墨书写大字，当时人们叫他“张颠”。

　　张旭的狂草左驰右鹜，千变万化，极诡异变幻之能事。韩玉涛先生认为可将其归纳为三个特点。其一为“狂”，写起来一气呵成，始终一贯，保持一种气势，满眼是“意”，“无惜是非”。其二为“奇怪”、“变态”。如“游云千万朵”，变幻莫测，下笔结体，都不易捉摸。第三个特点是“可畏”。“可畏”不是“可悦”、“可媚”，摈弃妍美、纤弱的病态，而产生一种岩石压顶之感，“观者对字，若‘逼利剑之锋芒’，感到‘肃然巍然’”。张旭的草书虽狂虽草，但不失法度，一点一画，皆有规矩，因为他的楷书亦有相当高的成就。张旭传世的作品不多，可见到的有《肚痛贴》、《古诗四帖》等。

　　另一位狂草大书家怀素(737—?)字藏真，俗姓钱，潭州(今湖南长沙)人，幼年便出家当了和尚。他比张旭晚二十多年，曾受张旭和颜真卿的影响，幼年学书，十分刻苦。“笔冢墨池”的成语典故就是由他所得。他的书法热情奔放、豪迈恣肆，如“飞鸟出林，惊蛇入草”。当时的诗人李白、钱起等都有赞美他书法的诗篇。韩*F在一首诗中写道：“何处一屏风，分明怀素踪。虽多尘色染，犹见墨痕浓，怪石奔秋涧，寒藤挂古松。若教临水畔，字字恐成龙。”把他的字与张旭字相比较，可以看出，后者笔画偏肥而前者偏瘦，所以，怀素在《自叙帖》中有“奔蛇走虺势八座”、“寒猿饮水撼枯藤”的诗句，以“奔蛇”和’枯藤”作比，甚为贴切。

　　在中国古代书论中，不论是对篆、隶、行、楷，还是对草书的论述，大多是以自然景观或某些现象作比，加以形容和描述，读者要靠一种生活感受、生活经验去领悟，才能欣赏和理解。书法实在是一种很玄奥的艺术，尤其狂草，书写者往往是充满激情，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完成的，读者从墨迹中隐隐地感受到某种情绪。这其实正是一种表现主义艺术的特点，狂草产生于唐代，当时的绘画基本上属于工笔重彩的表现形式，范山模水，描眉涂目，都须凭藉理性在较长时间里才能完成的。即使如吴道子那种带有表现主义成分的画法，也终归要受到物形的限制，并不是能够完全放开来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从书法中出现了狂草，则可以借用来比较充分地表现情感或情绪。这恐怕是表现主义书法产生的主要缘由。

在张旭和怀素以后，历代都有草书大家出现，如宋代黄庭坚、明代祝允明、徐谓、王铎，清代傅山，现代林散之等。每一书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，又融进了自己的个性。

□融碑帖于一炉

书坛上自宋代至清代，形成一桩公案，即由南北书派到帖学碑学的对应。宋人赵孟坚，清人阮元都有论述。他们认为碑刻和书帖各自衍生着自己的系统，碑刻为北派，以赵、燕、魏、齐、周、隋为序，代表人物为锺繇、卫*F、索靖及崔悦、卢湛，以至欧阳询、褚遂良，南派始于东晋，继而宋、齐、梁、陈，由王羲之，王献之，智永、虞世南等为代表。后人对此说多有异议。但作为实践而言，有从碑入手者，也有从帖入手者确乎风格不同。至少有这样两种基本的倾向。

　　于右任的书法，便是在北魏楷书中融入了行书和隶书的笔意，可谓融碑帖于一炉，形成他独特的书作。

　　于右任(1878—1964)，原名伯循，字右任，陕西三原县人。从小在私塾读经史，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，25岁时中举。1906年在日本得会孙中山，并加入同盟会。1912年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。曾回三原任职，后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1949年去台湾，1964年11月10日逝世于台北。

　　于右任早年写过赵孟*b，也写过二王，后来专注于魏碑。自鸦片战争以来，清廷腐败，国力渐衰，中华民族受到列强侵略。他所以喜欢魏碑，是因为魏碑有“尚武”精神，有粗犷豪放之气。他怀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，以图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。这从他写的一首诗中可以得到反映。“朝临石门铭，暮写二十品，辛苦集为联，夜夜泪湿枕。”否则，如果只是临习书法，是无须“夜夜泪湿枕”的。他曾说过，“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，诗文书法，皆余事耳。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。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。”他正是这样，博撷约取，以个人审美原则取舍，形成了自己的行楷书，得以在千载书史上“卓然自立。”

　　于右任的书法雄豪婉丽，冲淡清奇，其中蕴含着他的学识风范。他将推广标准草书“易识、易写、准确、美丽”的原则用于实践，作到笔笔随意，字字有别，大小斜正，恰到好处。结体重心低下，用笔含蓄储势，出神入化。他在书法上成为一代宗师，日本朋友称他为“旷代草圣”。

于右任是近代民主革命先驱，诗人、政论家，是沉雄博大的一代书法大师。当他滞留孤岛时，对大陆情念颇深。1962年1月24日，于右任作歌：“葬我于高山上兮，望我大陆。大陆不可见兮，只有痛哭。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乡。故乡不可见兮，永远不望(忘)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山之上，国有殇。”其乡思之苦，溢于言表，成为千古绝唱。

有些书画家在世的时候，名声显赫，朱红紫贵，等辞世之后，却日渐淡化，甚至被人遗忘；有的书画家生前平平淡淡，而他们留下的精神产品，在他们身后却焕发异彩，越来越受到重视。林散之是后一类的书法大家。

　　林散之(1899—1989)，原名以霖、字霖，晚署散耳，江苏江浦人，原籍安徽乌江。十六岁学习唐碑，并学诗文。赴上海求师黄宾虹，多得指点，遂立志游历山川，行越七省，跨涉一万八千余里，备尝艰辛。林散之还长于诗画，并且是一位水利方面的专家，曾在江浦任副县长管文教兼篮球队领队，对太极拳颇有研究，他还信奉佛教，怜人民之疾苦，具有渊博的学识。

　　林散之的书法被称为“散体”草书。他的字极其讲究用笔，重视用笔。他用长锋羊毫作书，并保持中锋用笔而求瘦劲，这不仅须善于择取古学之长，而且更需千锤百炼，把握到其中的奥妙。林散之用笔变化多端，据目睹他作书的人说，他有时行笔缓慢，如作楷书，线条凝重，沉静，枯涩，似春蚕吐丝；有时行笔疾厉，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急转直下，如藤蔓檐，一气呵成。正是这种丰富而微妙的变化，造成雄伟飘逸姿态，磅礴放旷的气势，划沙折股的笔意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
　　林散之作书，注重变法。他说：“审事物，无不变者。变者生之机，不变者死之余，书法之变，尤为显著。”正是这样，他保持着常新的艺术追求，从学唐碑到学行书，六十岁以后学草，兼收诸家。自童年摹习，白首而成。自清代至民国时期，碑派书法较盛，大家辈出，相比之下，帖派显得式微。林散之投入帖派队伍，并成为帖学巨擘。如果说在现代帖派中的一些大手笔还依然保留着某种传统中的纤细、柔弱，更偏重于秀美的美学特点，而在林散之的书法中，则极大地加强了雄强、奇变、苍辣的成分，从而加强了一种力量感，特别在晚年的作品中，具有天然浑成的朴厚与洒脱。从这种意义上说，林散之实践他所谓的“变者生之机”的艺术观念，对显得有些萎靡的现代草书，进行了一定的突破与改革，而且这种创造性的努力已经成功了。

　　林散之书法的意义不仅在于富有个性的“散草”的创立，以及有关相应的结字、章法、用笔等方面的创造性的价值，而且还在于，启示现当代书家在继承深厚传统的基础上，如何与新的时代共同迈进，是否敢于并能够作出虽是循序渐进，但却是不断地突破性的变革。